车窗外股票配资业务，白桦林正在转黄，摇下车窗，9月末的风带着北疆特有的清冽灌进来，那种凉，像把山涧溪流都化在了空气里。“一眼就爱上了这里，今天就把家安在这儿吧。”玖陆和玖柒停下房车，打开两扇大飞翼门，煮上两杯手冲咖啡，享受两个人的安宁。
这已经是他们旅居生活的第四年，没有紧凑的行程，不在景区里排大队，更不进行标准化的打卡。这对“95后”小情侣开着他们和雨后天空草地一样颜色的蓝绿色房车，穿越山河，那是他们6平方米的家，也是一个移动咖啡馆，在合适的观景平台，或是某座城市的街边，支起小桌板，“玖陆玖柒9697”的“在路上”咖啡馆便可以悄然开张。
这种一边“流浪”一边摆摊的模式，彻底颠覆了“旅游”和“生活”的边界，有意思的是，如今这已经不仅仅是个别选择，而是成为一部分旅行者的群像。今天的年轻人，正在用各式各样的新方式重新定义“出发”的意义——“旅行摆摊”就像“玖陆玖柒”的咖啡馆，在旅途中自我造血，让远方可以持续抵达；“旅居”则意味着不再做短暂的过客，而是选择一个地方，住下来，像本地人一样呼吸；有人喜欢“City Walk”，用脚步丈量城市肌理，在常规景点以外寻找惊喜；“窝囊废旅游”走红，“努力玩”过时，理直气壮地“躺平”和“佛系”，反叛旅行疲劳症和不久前还热络的“特种兵”。
从追求“看遍风景”到渴望“体验人生”，以“95后”“00后”为代表的新生代的旅行，内核已然不同。他们不再满足于从一个景点奔向下一个景点，而是将旅行制定为“生活改造计划”，在流动的风景中，嵌入一段属于自己的、真切的生活。
旅行中的玖陆和玖柒 图/受访者提供
“靠一辆咖啡车赚到了爱情和自由”
玖陆和玖柒本来是在广州工作的两名健身教练，3年前，他们的工作进入瓶颈和疲惫期。“要不干脆辞职出去旅行吧”，玖柒和玖陆商量，那时，摆摊售卖咖啡刚在大城市兴起，他俩都是咖啡爱好者，玖柒觉得这种生意成本不高，也很有松弛感，挺适合自己。“我觉得，也许可以边旅行边做这个，正好补贴路费。”玖柒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。
两人花了6万多块钱买了面包车和咖啡机等设备，自己动手改装，然后就这么上路了。第一站是大理，疫情临近尾声又赶上电视剧《去有风的地方》播出，大理爆火，他们意外站上了旅游业的风口，生意开展得颇为顺利。营业额从一天200—300元很快增加到500、1000元，2023年大年初二那天，他们的日营业额达到那趟旅行的顶峰——3652元，月营业额共计50674元。尝到了边旅行边赚钱的甜头，于是他们的路越走越远。
今年进入旅居的第四年，玖柒和玖陆走走停停，环游整个中国。遇到有缘分的城市，他们一住就是三四个月，也参加过不少各地的咖啡节、美食节和集市。摆摊卖咖啡和社交媒体接合作的收入已经可以覆盖旅行和生活成本，他们在账号的推送中写道：“不买房，不打工，我们靠一辆咖啡车赚到了爱情和自由。”
最近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机构开展了一项调研，聚焦于18至35岁的新生代消费者在旅游行为上的消费特点。通过分析979份有效问卷，发现他们不仅旅行方式发生变化，这代人对“如何活出自己”也在持续探索——对于他们而言，旅行早已超越物理意义上的到达，而是用脚步书写自己的生活宣言。新生代旅游不是在“买服务”，而是在“借人生”——体验几天不一样的生活，如果不错，甚至可能将其纳入未来的人生蓝图。
在旅行中摆摊就是其中的代表，这不仅是售卖商品，更是一种将生存、娱乐、社交、创造融为一体的生活哲学，甚至是一种“生活在路上”的行动宣言。翻开社交媒体，边旅游边摆摊、自称“游民”的旅行者不在少数，或出售自己做的手工艺品，或为人画像，还有人猜拳卖花。玖陆和玖柒经常在路上遇到咖啡同行，出于理解和尊重，除非是集市，否则他们不和同行扎堆——如果一处观景台已经有了一辆咖啡车，他们会和对方打个招呼聊几句，然后继续向前。这让玖陆和玖柒结识了不少朋友，毕竟“自驾”“旅居”和“在路上”这些事本身，就是寻找同频者的高效方式。
玖柒记得，2023年当他们初次自驾318川藏线，在第一个休息站点摆摊时遇到了一群风尘仆仆的江浙机车骑友。短暂的照面后各自启程，没想到第二站再次遇到，玖柒笑着回忆：“后来发现他们是特意在等我们。”于是，一场心照不宣的相伴和同行就此展开，一路进藏五个站点五次重逢，骑友的队伍也愈发壮大。最终在西藏的星空下，这群因路结缘的人寻了家小馆，就着酥油茶和青稞酒，把一路风尘化作酣畅的交谈。这还不是故事的终点，之后当玖陆和玖柒到上海、江苏参加市集，这些旅途上的故人竟专程前来相聚。玖柒感慨，这样一种纯粹而炽热的连接，在按部就班的传统旅行中，恐怕难以奢求。
靠着卖咖啡旅居这么多年，经常有人向他们取“生意经”。既然是生意，当然属于投资，那么自然有风险，社交媒体上分享摆摊失败经验的帖子不在少数。已经在大理旅居几个月的林文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自己尝试了好几种摆摊方式，几乎都失败了。例如近两年大理盛行的猜拳卖花——石头剪刀布，三局两胜，卖家输了免费送小花束，买家输了19.9元购买。鲜切花再怎么保鲜在室外也只能鲜活一两天，耗材成本过高，试了几天林文就放弃了卖花。他看到路边鲜榨果汁的生意很好，又买了榨汁机，每天收入两三百，还算可以，但鲜榨果汁在户外难以保存，也没水可清洗用具，他难以和有固定门脸房的摊主竞争，没过多久又放弃了。国庆前，他从义乌进了一批小摆件，但同类竞品摊位比比皆是，收入最少的时候每天只有几十，但好在成本和耗损都低，他打算再坚持一阵。
玖柒认为，很多旅居者还是把摆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，哪怕再小本，它终归是个生意。就拿咖啡摊这个生意来说，玖柒和他一些同行朋友的咖啡机价格都在2万—3万甚至以上，他的咖啡车专门喷成了漂亮的蓝绿色，杯子、凳子等软装潢更是要跟上，原因很简单，“现在大家都喜欢拍照，咖啡不光讲究口感，一杯咖啡的颜值、整个环境的颜值，都得让人有拍照的欲望，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有消费的欲望”。
即便有了几年经验和一些粉丝，玖柒坦言，他们的收入也就是可以负担旅居成本，旅居途中摆摊这件事，归根到底还是属于一种旅行和生活方式，如果抱着“要像某某一样赚大钱”的心态，那十有八九要黄掉。
玖陆（左）和玖柒与自家的咖啡摊 图/受访者提供
从“看世界”到“感受世界”
10月一到，北京最好的季节就来了。老舍在《四世同堂》里曾经写过：“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。天气正好不冷不热，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均。”连续4年，每年秋天旅游博主橘子粥粥都会去作家老舍故居，在那个小巧四合院里老舍夫妇亲自栽种的柿子树下晒太阳。今年国庆节前夕，她特意又去一趟，为对老北京人文感兴趣的旅人规划了一条City Walk路线——陈独秀故居—老舍故居—中国美术馆—五四大街—北大红楼—Temple东景缘—景山公园。
徒步探索一座城市的潮流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伦敦、巴黎等欧洲城市，三四年前在中国内地一、二线城市兴起，那时因为疫情，不便远游的人们就把旅行的目标放在了身边。这种城市微旅行既可以散漫地探索一个陌生城市，也可以是在漫步中重新感知自己长居的地方。2022年，橘子粥粥辞去航空公司的工作，定居北京，当空姐那些年，她积攒了不少旅行和摄影经验，于是，工作之余她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和周边溜达，然后像发朋友圈一样把自己发现的“宝藏”和攻略上传到社交媒体，没想到很受欢迎，粉丝也越来越多。
橘子粥粥的粉丝以“95后”为主，在她看来，好不容易来一次北京的游客或是老一辈人，肯定还是奔着故宫、长城、天坛这些经典文化地标安排行程，但能够常来北京的年轻人或者这里的长居者，多半不会再去传统景点。“经典景点和我们终归是有距离的，我们是观看者，有些景点甚至只能远观，无法靠近。而City Walk更注重体验，你可以触摸二环胡同里的老砖瓦或者和树下闲坐的北京大爷聊聊天，那么你就能更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，从而参与、融入其中。”橘子粥粥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复旦大学旅游学系副教授薛岚长期关注青年人的旅游形式变化，她发现，“体验”如今已经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旅游活动的内核，它强调主体的在场性，是主体“与世界、身体和他人建立联系”的生命历程。
橘子粥粥特别喜欢北京的大爷大妈，他们热情且从不吝惜夸奖别人，用现在流行的话说，就是善于提供情绪价值。去年秋天，她去东四十条拍胡同里的银杏树，旁边有大爷大妈坐在树下喝茶聊天，他们不但给拍照姿势提建议，一些同样热爱摄影的“老法师”还热心地帮她找角度：“我们在这小院都住多少年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应该这么拍……”橘子粥粥感慨：“这样独特的北京市井文化和人情味，如果不自己到胡同里去转转，仅仅在传统景点打卡，是不可能体验到的。”
橘子粥粥在北京的City Walk部分留影 本版图/受访者提供
薛岚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和传统旅游相比，“今天人们的旅游需求越来越体验化、情感化、个性化”。游客已不再满足于被动地观看风景，而是希望通过沉浸式、互动性的方式更深入地融入旅游地的文化和环境之中，也更加注重旅游过程中的情感价值，比如心灵的疗愈、情绪的共鸣、身份的认同等，而不是功能价值，比如功利性的打卡、产品/服务的性价比或者过于强调认知提升。游客已经从满足于“看世界”向注重“感受世界”转变。
在城市中漫步，即便是橘子粥粥这样的专业“漫游者”，也常常有意外的收获。不久前，她在白塔寺周围拍胡同，一路走到儿童医院附近，发现医院对面有个麦当劳叔叔之家。“我经常吃麦当劳，但是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地方。”橘子粥粥走进去才发现，这里为异地困难儿童家庭提供住宿，里面的许愿树上挂了很多小朋友的心愿：“等我病好了，我希望能去迪士尼乐园”“我希望我的腿早点好……可以背着小书包去学校读书，长大当运动员”。橘子粥粥说：“小朋友那些简单的心愿让我很受触动，如果不是深度City Walk，可能无法邂逅这种城市的温度。”
橘子粥粥认为，City Walk能在一、二线城市兴起，与优绩主义给城市生活带来的高强度、快节奏以及人们越来越原子化的状态密切相关，人们迫切渴望拥有一段可以走走停停的缓慢时光，哪怕是找一间小店、一方小院“虚度”一整个下午，这种所谓“浪费”是年轻人向往的松弛——“偶尔浪费一点时间，内心反而会更充盈，让人从忙碌的工作日状态里舒缓过来，City Walk本质就是一段寻找自我并被疗愈的过程”。
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曾阐述“城市漫游者”的概念：“他们是大城市的产儿。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，‘张望’决定了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。”当今天的年轻人难以避免地因为压力和日益疏离的人际关系沦陷于“失重感”，他们选择重返街头，寻找一些可被讲述的独属于自己与世界的关系，也重建自我与他人的情感连接。
湖南长沙市白果园巷内，游客打卡留念。图/视觉中国
“接纳这个不够勇敢的自己”
当旅居、自驾、旅游摆摊、City Walk等更加自由自在的旅行方式流行起来，几年前还常在社交媒体出现的“特种兵”旅行似乎正在被抛弃。
玖柒是广西桂林人，从小听着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的宣传语长大，但他坦言，如果自己有朋友到桂林玩，他不会带他们去具有经营性质的景区，他和玖陆自驾这4年，也极少去景区。他这一路认识了不少年轻的独立导游，开着越野车带游客去普通旅行团到不了的地方。他们凭借自己的探索，发掘了人少景美的私藏景点，组建人数不多的小众团，提供拍照服务，还有重要的一点——很会提供情绪价值，因此非常受欢迎。
在逐渐变慢且以体验为核心的旅行需求产生后，传统景区面临空前的压力。“景点如果还停留在依靠静态的景观来吸引游客，就无法满足当代青年人的需求。”薛岚说，她认为相较于一个风景优美但只能“走马观花”的景区，年轻人可能更愿意选择景观一般但能够提供如漂流、探洞等新鲜、有趣体验的景区。因此，传统旅游景区想要吸引年轻人，就需要在原有景观资源的基础上，进一步融入互动性更强的活动或者富有故事性的体验设计。
一些对于游客不同心理有精准洞察的景区，已经做出了差异化服务：几百米的高山，坐着扶梯20分钟就能登顶，不但能无痛爬山，还可以躲避风吹日晒。站在蹦极台上脚下是茂密的山谷，奋力一跃，却没有让人把心提到嗓子眼的自由落体，只有被绳子紧紧拉住的安全感和缓慢地匀速下降。在不足1米的水面上躺平，没有颠簸，没有激流，只有随着水流缓慢漂流的安逸……
这是今年刚刚火爆起来的“窝囊旅游三件套”，主打一个门槛低但是成就感高的无痛旅游体验。“窝囊旅游”的核心就是“又怂又爽”，有网友在游记里写：“窝囊咋了呢？我就是要接纳这个不够勇敢的自己。”这对出片的需求也是友好加倍，毕竟没有了速度冲击，更方便“表情管理”，包出片的。
“在现代文化中，如果其只能观看不能参与，那么它是很难在互联网的逻辑之下进行繁衍以及实现病毒式传播的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在互联网时代生长起来的年轻人，也许并不觉得观看《三国演义》电视剧有意思，但是登录B站一边看剧一边看弹幕甚至发弹幕，那就很有意思。互联网的“参与文化”和“共同制作”已经深深嵌入这代人的生活中，他们的旅行方式自然与其捆绑在一起，无论旅游摆摊、City Walk、“窝囊旅行”或者旅居，都因为强调参与和体验而与传统观光有了本质不同，它们都是青年人自我表达的方式，也又因为社交媒体，成为被放大的旅游现象。
浙江嘉兴市海盐县沈荡镇，旅居在“桃源文溪”山村景区的游客。图/新华
在薛岚看来，无论哪种新兴的旅行方式，其实都是当代青年内心的投射。例如“窝囊废旅行”和“特种兵”旅游，“几乎构成当下年轻人旅行方式的两个极端”，对应了年轻人面对社会压力的两种不同态度，“前者是过度消耗背景下主动‘躺平’，后者是有限时间资源下主动‘内卷’，两种旅游形式的分异其实是年轻人本身生活选择的一个镜像，或者也可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反面，用旅行寻找另一种生活可能性”。而摆摊和旅行结合在一起，则可以理解为青年人在工作和休闲、生产和消费之间寻找平衡的尝试。
无论哪种旅行形态，都并非静止不变，新一代消费者正在逐渐摆脱跟团、高度计划性的旅游方式。薛岚认为，这一转变，既与流行文化本身的生命周期有关，也源自年轻人天然的反叛精神。当“特种兵”旅行、打卡游这些概念逐渐由小众走向大众，它们本身便成了被审视，甚至被抛弃的对象。于是，新的方式被不断创造，而“新方式”本身也终将被更新一轮的反叛所取代。
在这样的循环中，年轻人将不再只是为了创造新标签而旅行，而是越来越倾向于聆听内心的声音，回归真实的体验与需求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种不断寻找、不断打破又不断重建的过程本身，或许正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旅行文化——一场没有终点的内在探索。
发于2025.10.20总第1208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杂志标题：新世代旅行图鉴：在路上，借人生
记者：李静
编辑：杨时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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